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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莱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G7）峰会的一场工作会议迟到后，向全场宣告：" 我是老大（I'm the boss）。"说完，会议室内响起众人笑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他表示欢迎：" 您好吗，总统先生。" 特朗普答：" 很好，谢谢。"三分玩笑，七分真。这句脱口秀式的宣告，或许恰当地概括了本届 G7 峰会的底色：一场被特朗普存在感主导的 " 老大个人秀 "。而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演的外交戏码。G7 峰会上的 " 老大 " 姿态G7 峰会前夕，特朗普 15 日已公开向法国施压，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会面握手时，马克龙维持着礼节性微笑，特朗普则表情严肃，全程几乎没有笑容，握手动作也被部分美国媒体形容为略显僵硬。进入峰会正式议程后，在俄乌冲突议题上，乌克兰和在场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希望借此次峰会重新争取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峰会核心议程。不过，美媒观察到，无论欧洲领导人和特朗普之间的交流多么礼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改变了特朗普关于介入解决俄乌冲突的态度。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俄乌冲突跟美国 " 无关 "：" 我们只是向他们出售武器，我们和乌克兰相隔数千英里。"在中东事务上，据央视新闻报道，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危机，美国强调 " 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 "；法国则希望与英国等国推动多国军事任务。美法双方虽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差异明显。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的私人互动同样耐人寻味。会议间隙，他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聊起格陵兰岛，直视对方说：" 你明白了吗？格陵兰岛。" 早在 2019 年，他就曾公开表达购买格陵兰岛的意愿，引发丹麦和欧洲盟友的强烈反弹。如今旧事重提，欧洲的神经再次被刺痛。凡尔赛宫的签字时刻本次 G7 峰会的最高潮发生在会后。马克龙邀请特朗普前往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共进晚餐，庆祝美国独立 250 周年。这被视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马克龙因此承受了 " 过于迎合特朗普 " 的压力，特意声明这场晚宴并非 " 盛大的 " 晚宴。然而，晚宴的真正焦点并非美食或凡尔赛宫建筑，而是一份文件。当地时间 17 日，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视频。从画面上看，特朗普正是在凡尔赛宫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为其准备的晚宴期间签署了文件。白宫发布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视频这份备忘录旨在结束美国与伊朗持续近四个月的军事冲突，并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后续核谈判和制裁安排搭建框架。原定于 6 月 19 日在瑞士举行的正式签署仪式，被特朗普提前到了凡尔赛宫的晚宴上。特朗普为何如此着急签署？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指出，这一选择透露出特朗普的两层用意：一是彰显奢华与炫耀的性格，凡尔赛宫是欧洲最宏伟奢华的皇宫建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符合其喜欢展示和炫耀的个人特征；二是强调历史意义与 " 战胜国 " 姿态，凡尔赛宫是一战结束后《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地，特朗普在此签署协议，意在暗示这也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试图塑造美国作为 " 战胜国 " 的形象。离开凡尔赛宫时，特朗普还特意对记者说：" 我是在凡尔赛宫签的字。" 对于特朗普来说，镜头感和仪式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欧洲的两难：信不过、离不开如果说特朗普的 " 老大 " 宣言和凡尔赛宫签字是一场随性的 " 个人秀 "，那么欧洲领导人则展现出礼数周全的复杂心态。德国总理默茨的表现颇具代表性，在 G7 峰会首日，默茨在讨论俄乌冲突的工作会议开始前，向特朗普赠送了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球衣，上面印有 "Trump" 字样和数字 "47"，代表特朗普是美国第 47 任总统。默茨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迟到的祝福，祝 80 岁生日快乐。毕竟我们是同一队伍的。"不过，这场 " 魅力攻势 " 并不顺利。据参考消息综合德媒报道，特朗普没有第一时间接过球衣，而是敷衍对待，只和默茨握手，随后转向其他方向。默茨十分尴尬，特朗普随后才接过球衣，并与默茨合影表示感谢。这一幕的尴尬之处在于：两人今年还曾公开互呛。默茨 4 月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 缺乏战略 "，特朗普则回应称默茨 "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并随即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如今，默茨却送上生日球衣，有意修补关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杰里米 · 夏皮罗对《纽约时报》表示：" 欧洲人现在私下里普遍接受了一个现实：他们无法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而且跨大西洋关系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关系破裂并没有给欧洲人提供一个替代方案，所以，他们必须对特朗普客气一些。"有观点认为，此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正日益准备独立于美国行事，但峰会的表象向人们展现出的，却是美国盟友希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接触。尽管过去一年双方摩擦不断，欧洲领导人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应对这位善于 " 制造混乱 " 的总统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示好，尤其是在他们仍希望美国参与解决乌克兰冲突等棘手问题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祝贺特朗普达成美伊框架协议时表示：" 这就是外交的成效。" 这句话既是对特朗普的恭维，也透露出欧洲的无奈：无论多么不情愿，外交的 " 成效 " 仍离不开特朗普的签字。这种 " 表里不一 " 恰恰揭示了欧洲当前的困境：在中东局势上，特朗普未通知任何欧洲盟友即与以色列发动袭击；在贸易问题上，关税威胁接踵而至；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主权挑衅不断。然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仍需要美国参与；而且，美伊协议的达成，对饱受能源危机之苦的欧洲经济至关重要。美国 " 政客新闻网 " 在报道中直言，" 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 "。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 " 团结一致 " 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G7 峰会已经落幕，特朗普依然是那个特朗普，而欧洲正在学会在 " 信不过 " 与 " 离不开 " 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作者丨黄茹娟

2026 年 5 月 29 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中国佛教协会于 5 月 29 日发表声明，认为这一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佛教界人士是一次有力的警示警醒。鉴于该案业已造成的国内外影响，也是对我国宗教界和广大宗教教职人员深刻的法治教育。一、判决分析（一）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认定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工作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犯罪主体的批复》（公经〔2004〕643 号）指出，" 宗教活动场所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和第二百七十二条所规定的‘其他单位’的范围。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属于公共财产或信教公民共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和非法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或挪用宗教活动场所公共财产的，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该批复明确了宗教活动场所应当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规定中的 " 其他单位 "。据此，宗教组织负责人应当受到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两项罪名的约束。本案中，被告人刘应成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2003 年至 2025 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 1.31 亿余元，并在 2012 年至 2022 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 1.51 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刘应成作为宗教组织负责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和擅自挪用。其侵占行为对宗教组织财产所有权造成严重侵害，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其挪用行为侵害宗教组织财产使用权、收益权，并扰乱宗教组织的财务管理秩序，符合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认定分析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复》（〔2003〕高检研发第 2 号）指出，" 佛教协会属于社会团体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8〕33 号）指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 " 其他单位 "，既包括社会团体等常设性的组织，又包括非常设性的组织。因此，佛教协会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规定中的 " 其他单位 "，佛教协会工作人员应当受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约束。本案中，刘应成于 2006 年 7 月以来，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163 万余元。刘应成作为宗教组织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是对宗教组织职权的滥用，侵害宗教组织的财务管理正常秩序，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三）行贿罪的认定分析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本案中，1995 年至 2022 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67 万余元。其行贿目的是为个人及少林寺相关经营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客观上长期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扰乱政务管理秩序，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四）本案量刑合理性分析本案中，法院认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且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 号）第八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 号）第三条的规定，贪污或者受贿认定中的 " 数额特别巨大 " 是指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根据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认定中并没有 " 数额特别巨大 " 的法定基准。在该罪 " 数额巨大 " 的认定中，" 进行非法活动 " 的情形对应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而 " 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 " 的情形对应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因此，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认定中的 " 数额特别巨大 " 是指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而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尚未就挪用资金罪 " 数额特别巨大 " 作出明文规定，该档次数额标准在法理上理应高于三百万元或五百万元的 " 数额巨大 " 基准。在本案中，刘应成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 1.31 亿余元，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163 万余元，高于 " 数额特别巨大 " 的法定基准；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 1.51 亿余元归个人使用，涉案金额显著高于挪用资金罪 " 数额巨大 " 的法定基准，将其认定为 " 数额特别巨大 " 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 号）第九条的规定，行贿特别严重的情形之一是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本案中，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67 万余元，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构成行贿情节特别严重。法院认为，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刘应成如若符合 "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 的情况，以自首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条第三款的规定，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此外，刘应成认罪悔罪，这反映了其认罪认罚的态度。最后，法院综合考量前述从严与从宽量刑情节，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五十万元，裁判结果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二、宗教领域腐败行为的成因探析本案中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宗教领域腐败行为，是教职人员自身素质、宗教组织管理、政府宗教事务管理以及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第一，有的宗教教职人员在思想品行、综合素养和宗教造诣层面存在明显短板。一是在宗教商业化背景下，有的教职人员存在自律不严、教风不正的问题。随着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收入提高，有的宗教教职人员恃权凌法、贪污腐败，作风不正、观瞻不佳现象屡屡出现。二是有的教职人员文化素质偏低，法治素养较为匮乏，往往认识不到自身违法行为。三是有的教职人员的宗教造诣不高，宗教文化底蕴不深，宗教院校法治教育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宗教教职人员培养存在宗教院校生源素质不高、资金不足、不同地区间宗教院校发展不均衡、宗教院校教育覆盖程度不够、教师和毕业生专业能力水平亟须提高的问题。第二，宗教组织管理存在制度漏洞。一是宗教组织的内部管理和制度设计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宗教内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不规范、不完善，宗教财产确权与保护困难，人事和教务管理混乱，财务和资产管理不公开透明。二是宗教组织和教职人员的外部管理存在明显短板。宗教活动场所主要负责人任期制推行不利，常态化的人才选育用留机制难以建立。少数宗教教职人员身兼数职，一些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层 " 家族化 " 情况比较严重。第三，政府宗教事务管理水平有待提升。一是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对宗教事务的了解程度、重视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宗教工作部门不太重视宗教事务管理，对宗教事务的了解程度亟待提升。二是有的宗教工作干部的能力水平和工作绩效亟待提升。宗教工作干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由于思想认识不尽到位和具体管理能力不足，存在不敢管、不会管、管不好等诸多问题。第四，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为犯罪的滋生提供了现实条件。一是宗教组织的影响力在特殊历史时期被过度放大。在落实宗教政策的过程中，我国宗教组织及活动快速发展，在城乡地域内形成事实上的资源与事务支配力。然而，在社会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素质低、德行差、难服众的教职人员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被推上较为重要的位置，同党和政府给予的政治地位和期望不相匹配。二是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特殊，违法犯罪具有隐蔽性和复杂社会影响。宗教教职人员的所作所为，往往同宗教习惯、传统习俗交织在一起，而恃权侵法的案例牵一发而动全身，清查处理的难度较大，社会影响复杂。一些违法违规现象在传统教义和宗教组织内部，并不被认为是重大违法事项。教职人员与信徒之间不对等的身份差异以及维护宗教声誉的集体认知，既容易掩盖犯罪，又增加了举证难度。三、宗教领域腐败行为的治理对策以本案为警示，应当立足宗教事务治理的各环节，体系化推进宗教领域综合治理，构建防范宗教领域腐败行为的长效机制。第一，全面从严治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培养 " 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 " 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要将各类培训内容及时传递、宣讲给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第二，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宗教界依法开展宗教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培训，引导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要提高宗教团体自我管理能力水平，努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加强对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的教务指导。要提高宗教活动场所依国法、依教规开展宗教活动的能力水平，提高宗教院校依国法、依教规办学的能力水平。第三，完善规章制度，提升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和水平。要构建完备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坚持政教分离、分教施策。要巩固深化学习培训效果，提高综合执法能力水平。要提升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做好政策宣讲工作，增强服务意识，引导流动信教群众到合法宗教活动场所过宗教生活。第四，夯实宗教工作基层基础，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不断健全完善县、乡（街道）、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街道）、村两级责任制，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要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严肃处理宗教教职人员违法犯罪，依法定罪，以案释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对宗教事务的政治引领和统一社会化管理。第五，依法从民事活动、财务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处罚等方面出发，全链条从严监管宗教活动。要不断规范宗教活动中民事行为的法律程序，确保宗教组织在参与民事活动时权责清晰、依法依规。要完善宗教组织财务内控机制，严防宗教组织财产被侵占、挪用。要完善宗教事务部门与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提升执法效能与规范化水平。要对宗教领域各类犯罪依法惩处，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作者冯玉军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高琳越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 微言宗教 "